正当中国警方对程雪一案的调查已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英国警方为此案的调查提供了一些崭新的线索。从这份二十几页的案情调查报告中，徐锐等人总结出了几条极为关键的信息：

第一，程雪在英国的几年中并非攻读博士学位，也没有工作记录，她的生活费用由家里定期提供的生活费和银行贷款支持。

第二，她和一位叫Patryk Kowalski的波兰青年谈过恋爱，但两人现已分手。

第三，报告证实她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和自残倾向。曾经自杀未遂。

第四，这段自杀未遂的经历可能唤起了她重生的希望。她回北京是为了与过去告别。她是计划再次回到英国的，并且希望能够和那位叫Patryk的青年复合，开始新的生活。

在徐锐看来，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他曾怀疑程雪的自残行为可能是由她在英国的经历而导致的。当然这种可能性目前仍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他越来越相信她的忧郁症和自残倾向很有可能和她在出国之前就有的某段经历有关。

但这到底是什么呢？家庭的破裂？还是她和杨刚的分手？

而且她心中隐藏的痛苦是否真的与她的被害有关？

但是至少徐锐心中的另一个疑问现在得以解答：这就是为什么程雪会在海天阁与那个叫Erekkowski的波兰籍男人交谈。

根据目前的调查，Erek的不在场证明确凿，而且并不认识程雪在英国的前男友Patryk。想来她那晚从Erek的口音中听出对方来自东欧，后得知他是波兰人，才与其交谈的。根据Erek的口述，程雪对和波兰有关的事很感兴趣，看来她对这个叫Patryk的前男友是很在意的。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英国警方还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线索。

到目前为止，程雪在被害之前那晚的行踪一直是个谜。警方只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去了养乐堂看望杨刚，在凌晨才回到酒店。这之间的几个小时里，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和谁在一起，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还不能肯定她这晚的行踪是否和她的被害有关，但如果能够解答这些疑问，或许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至少可以将调查范围缩小，无需再为这些疑问而受到干扰。

所以对伦敦警察局这位姓黄的警探所提出的假设，徐锐和同事们都非常重视。虽然对方已强调这目前只是一个猜想，但将目前手头掌握的所有信息结合起来，仔细考虑，这样的推测绝非天方夜谭，无中生有。

如果程雪真的像伦敦警方汇报的那样，是一个爵士乐迷，并且拥有一张这个名为蓝色四重奏的爵士乐队的专辑，而且此乐队又在程雪被害之前的那晚在北京举行了乐队的首次大型公众演奏会，那么程雪出席这场演奏会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忽略的。

所以即使这一切只是推测而已，重案组里参与此案的每一个成员都认为不能放弃这条宝贵的线索。徐锐当然也是这样认为，他很钦佩这位黄警探的直觉和判断。他一向认为，能够根据手中掌握的事实而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测的能力，是一位好警察不可缺少的重要素质。更何况北京天津两方对此案的调查都已经处处碰壁，这可谓是目前唯一可以继续调查下去的方向。

为了查证程雪是否在那晚出席了这场在保利剧院举行的演奏会，警方先与保利剧院和其它有关的票务出售渠道联系。可惜收获甚微，虽然这场演奏会的票被全部售完，但现金购票时并不需要买方提供姓名，根本没有记录可查。所以从这个途径无法确定程雪当晚是否出席了这场演奏会。

下一步能够做的便是试图查找当晚在保利剧院是否有人看到过程雪。这是一项需要人力的任务。重案组将调查此案的人员集中在这项任务上。数位刑警拿着程雪的照片，对保利大厦的工作人员和大厦外常驻的出租车司机进行查问。

这样的调查进行了三天之后，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于是陈队决定将调查集中到大厦外常驻的出租车司机上。这样的决定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程雪这个一向花钱大方的女孩，想来不会在寒夜里搭乘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如果她当晚真的出席了音乐会，那十有*她会乘出租车离去。

重案组尤其注意查问那些在晚上演出结束时等候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保利剧院几乎每晚都有演出，在这个时段排队等待乘客的，很多都是常在这里拉客的司机。没准这其中的一位便在那晚遇到过程雪。

就这样，徐锐大鹏和另外两位同事每天晚上都守在保利大厦门前，一个个查问在那里等待乘客的出租司机。一个星期下来，很多司机师傅已经变成了熟面孔，但是却没有获得任何有关程雪的信息。难怪大鹏和另外两位同事开始质疑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守下去。

徐锐当然能够理解同事的心情，但是他觉得如果现在撤退，恐怕会错过 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查案经常是一个枯燥的过程，需要忍耐和毅力。

几天后，北京又出人意外地下了一场大雪，将之前已经出现的春意一扫而去，夜晚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五六度。在保利大厦前执行任务时，早将皮手套扔到不知哪里去了的大鹏，一边搓着双手，一边不时冒出一句对这鬼天气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