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余乔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转眼之间，小女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与她在清水湖边相识、有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是在那个地方，他硬着心抛下她远去――这一切都在提示他，害死她的人不是那些把拳头挥向她瘦小身体的“刽子手”，而是他自己……

他和她的亲人一起把她的骨灰送回了她家乡。再回到C大的时候，他已经拿不起任何的书本去应付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了。连那些曾被他视为珍宝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专著，他看到它们也觉得扎心，结果都将之付之一炬了。

普世价值，就是他心中“真理”的代名词，曾经是怎样一个让他心潮澎湃的词语啊！他曾天真地以为，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幸运，因为自己比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真理”，也是比他们离“灵魂堕落”更远的人――当他为这个世界的浮华与喧嚣感到痛心的时候，当他在痛恨当年那些迫 害无辜的人、过后又拒不忏悔的刽子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灵是近乎拥有爱的情感的。他曾以为，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就可以成功地保守自己的灵魂与这个罪恶的世界保持足够的距离，而他也绝不会成为一个主动害人的“恶人”。可是到头来生活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那么反讽的玩笑：他成了一个“害死”一个善良无辜的女生，还是那个信任和恋慕他的人的“凶手”，虽然他也并不是有意的……

他的良心承受不了“凶手”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负重，以至在期末考试来临之前，他就离校出走了。在那之前，他还有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让方冷清转告吴东，他从汪昭宇口中确切地知道，李雪菲和汪昭宇之间是“清白”的。第二件事是，他去师大找了乔震南。以前，他在跟乔震南“交锋”的时候，总是很有底气地把自己和徐怀乐与乔震南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他在思想和道德理想方面追随有正义感的徐怀乐，所以被划分在诚心追求正义精神和良善情感这一阵营；而乔震南虽然表面上也歌颂知识分子精神，实际上却是一个被名利私欲蒙蔽了心窍，以至于是一个要污蔑后辈青年抄袭他文字的人。也就是说，在他心里，乔震南和这个世界那些心灵麻木、甘愿灵魂堕落的人其实是“一丘之貉”。当他以为自己完全是出于一种想要维护真理本身的义愤心理去对乔震南的“品性”做出一种“高贵”的蔑视的时候，他心里是一点不缺底气的。那时的他或许潜意识里认为，“义人”是有资格对“不义”之人表达愤慨和蔑视的。他原以为：人的善或恶、义或不义都是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人的意志在善恶面前是“自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品性”付出完全的代价和责任；而受到批评和责难，以至丧失个人尊严和名誉也是他应得的。所以，当他在清水湖边对乔震南说出一些言辞激烈的话语的时候，他的良心并没有觉得不妥或不安，他反倒觉得自己像是做到了对“真理”精神的坚守一样――在对别人“不义”的指责中，他仿佛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对“义”的坚守的有价值的存在方式。他后来发表在《C大青年》上的那篇文论也是他在这样的心态下写就的。

自从他的生活发生了那一场变故之后，他再想起自己从前那些引以为傲的“精神追求”的时候，才更难过地发现，自己很像一个原本身体不洁净的人，为了向这个世界表明自己是追求洁净的，就去沉陷于讥笑别人身上的不洁净。当有一天，他自己的衣服被完全剥落下来，他身上的不洁净被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他才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愧和耻辱。

他找到乔震南，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也许，人是没有资格审判同类的……”他只是想向对方就自己从前说话的方式和态度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轻蔑表达一种歉意，虽然乔教授未必领会到他的心意。

他在办完这些“小事”之后，就从C大侧门外离开了。出走那天，他身上没有带一分钱。他缓慢地拖拽着自己那沉重的双腿前行，没有方向和目的，还很长时间都不肯喝水进食，而只愿吸进路边飞起的扬尘。他木然地从一条宽阔的公路边起行，直到后来筋疲力竭地倒在了某个荒野的泥沼地旁……

当时的他感觉自己离死亡也近了。对于自己也死的可能结局，他在理性上并没有什么抗拒。一直以追求正义精神自傲的他也认定那是自己应得的惩罚和报应。死亡的可怕，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即使“凶手”对“受害者”血债血偿了，也不能从根本上减小这个事件的悲剧性。当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场死亡悲剧，并且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祸首”的时候，他好像完全找到了当初他们几个年轻人在风雨广场所探讨的、由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提出的“宽恕还是不宽恕”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不会“宽恕”害人者的，也找不到“宽恕”的理由。谁要是害死了他身边的亲人，他不可能从心里宽恕“凶手”，哪怕对方忏悔了。理由依然是当初困惑的“伊凡”所强调的：忏悔“于事无补”，忏悔也挽不回对方的生命。凶手如果真的还有一点残存的“良心”，他就不应该去请求任何人对他的宽恕，而应该去用自己内心的完全绝望去告慰那些受到他伤害的人。也只有大家都死才是公平的。所以，他不会去宽恕作为“凶手”的自己，更不会去妄求他人的宽恕，而只想去默默交出自己当负的责任，虽然这个责任他哪怕用自己的死也是无法完全担负的……

惩罚**并不能缓解心中的罪疚感；有意虐待自己的肉身，也不能洁净自己的良心，这是他那些天的切身体会。当时的他想把自己的肉身送去“行刑”，倒并不是因为他想藉此来让自己的良心“好过”，而只是因为他想除掉自己那承受不起重负的良心的载体――他既然不能“涂抹”自己的过犯，难道还不能当一个逃兵吗？

可是上帝并没有让他如愿成为逃兵――最终他还是再次在这个世界醒来。在那之前，他一直模模糊糊地听到耳边飞扬着让他那痛到麻木的心感到浸润甘甜的歌声。他睁开眼时，首先看到的是贴在一面白墙壁上的一个鲜红十字架。再后来，他又注意到一群围坐在屋中央的小孩子，而那一句句让他感到如临天堂的歌声也是出自他们那稚嫩的童声。让他以后每次想到就热泪盈眶的是，当他感到自己濒临绝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一个关于“天堂存在”的异象，而他正是在这一个异象的鼓励下才看到了重生的希望，最终神就让他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