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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威森塔尔说：“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呢？”

宽恕还是不宽恕？到了星期六中午，余乔心里仍被这个问题所纠结。下午三点就要去风雨广场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了，他要以怎样的立场发言？

他把问题的难度减了些。他先设想自己是文 革年代中被青年狂热分子迫 害得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据后来某些人的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个地方的一群中学生把自己的老师“揪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用以对老师“劈头盖脸地抽上去”，“打得半死后”，然后又将老师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

他设想自己是这位老师的后人，当初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遍体鳞伤，在“污泥中挣扎着”，又看到“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看到亲人“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假如他以这样的身份，会不会宽恕那些如今已经在茫茫人海中过上“正常生活”的人？

他只能设想：假如那些狂热分子后来公开忏悔了，并用实际行动来补偿当年受害者的后人，宽恕他们不会太难。但是如果这些狂热分子不仅不忏悔，反倒矢口否认或掩盖自己当初的罪行，他们就不仅不应该得到宽恕，而要得到永远的谴责

他想起乔教授和徐怀乐都批判过的当代文化散文大师张文含。平心而论，张文含在文 革年代所写的那些随大流的评判性文章，并没有造成什么不可弥补的现实后果。如果张文含为自己当年的言论表示忏悔的话，他不仅应该得到宽恕，还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张只认为自己是时代的牺牲品，那些揪住他的小错误不放的人是别有用心地跟他过不去。就算那是一个小错误，可是一个连“小错误”都不敢面对，不敢为之承担责任，不敢为之忏悔的人，又如何与他那在公众心中的文化大师的正面形象相配？

回到威森塔尔的问题上来，卡尔犯的是更加深重的反人道罪行，但是他在临终时真诚地忏悔了。从一个旁观者的冷静“理性”来看，似乎应该对一个真诚忏悔的临死之人表示宽恕！若从威森塔尔本人的角度来看，只怕沉默着离开那间房子，才是最正常，最让人理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