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主题学研究（二）――再论传统文学中的鬼灵复仇传闻
黑格尔在谈及远古英雄时代艺术美理想时，曾指出这一时代易于有个性的自由表现，一些有着特殊意志、杰出性格及作用的人，“正义的事就最足以见出他们的本性的决定”；也许是由于正义观念同复仇的切近相关，他又接着谈起惩罚与报复（即私自复仇）的区分，前者以普通的标准（法）来执行，而后者－－“至于报复，它本身也可以有理由辩护，但是它要根据报复者的主体性，报复者对发生的事件感到切身利害关系，根据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所了解的正义，向犯罪者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１）］这段论述对我们的课题颇有借鉴意义。无疑，原始心态持久绵延、血缘伦理浓郁的传统中国，有关魂灵复仇传说中的主体－－复仇鬼灵，也是以个体的道德和正义行为，确证了自身的本性与价值，只不过后世类似传闻常常受到宗法制度与礼教的浸染。
复仇的核心组成成份是正义性，正义与公理相联系，这种公理并非“法”，却为人们沿用与认同。主持公理的天神上帝介入人世仇怨，使受害者一方在非现实世界里找到了人世无法伸张的正义，复仇才有基础与前提。广为流传的杜伯冤魂向周宣王复仇，就强调了行为的正义性。宣王妾欲通王臣杜伯，遭拒而诬之。杜伯被害后显形称冤，宣王又杀了帮凶司工ｑí＠①；显形问罪，宣王又杀了出此计的祝，于是：
后三年，游于囿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司工ｑí＠①为左，祝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２）］
所杀非罪的宣王深恐死者索命，一再为自己寻出替身来开脱，但横死者一旦化厉，在正义大旗下彼此间昔日的仇怨就不去计较，而联手对付不义之君。这真可谓孟子说过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３）］在君主**未确立，国家施法主义未施行时，这种带有原如**的平等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晏子即曾谏齐景公：“今君临民若寇仇，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４）］如果君主用行动将自己推到一个非正义的位置上，也会遭到臣民们正义的报复，自食恶果。这种议论若没有六国弑君的大量史实，是不敢对君主当面直言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拉法格曾指出正义思想的起源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原始人“规定平分食物和财富的平等的本能创造了同等报复”。［（５）］这种报复起初是要防止流血复仇的毁灭性后果，后来则表现为“同态复仇”。对此，有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和《摩奴法典》中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如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１９６－１９７条规定，实行同态复仇法：“如果一个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由于正义、平等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氏族或全家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６）］从上面所举的杜伯等人的复仇事例看，即带有讲求公正报复的。尤其是杜伯与司工ｑí＠①，他们被杀死后，都将复仇对象仅限于真正杀人元凶周宣王，而不去计较协从帮凶之罪。《墨子?明鬼下》还记载了燕简王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乘其到祖泽祭祀时，半路上“苛朱杖而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比ｚｈāｎ＠②（惨）速。’……”［（７）］从这类鬼灵复仇故事所展示的心理内容看，大概罕有比滥诛无辜、枉害人命更能证实某人的非正义了，鬼神诛伐不义，既速且验，给予时人的震撼如此之大，其原形辐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在先秦时代传颂的鬼灵复仇故事中，尚鲜有后世那样复仇扩大化的倾向。那种为泄愤平怨不惜广为株连亲友仆婢的现象是难以见到的。这多半是由于正义思想尚较纯粹，以及避免更大规模血族仇杀的抑制力之超现实折光。就连孟子的感慨，也可以作为当时复仇逻辑中对等性质及正义性的一个佐证：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８）］
杀害他人所得到的报复居然是这样沉重，其结果就仿佛是在杀自己的父兄。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不是说杀人遭报是自己害自己，而是强调亲族所受的连累，从中可见“族”的地位之一斑。在富有理性精神的黑格尔那里，谈及原始人报复，则表述为这复仇是侵犯者自己要求的，即报复者由于实行了报复，便“从为恢复自我而摧毁别人［报复］变成别人的自我摧毁［惩罚］了。”［（９）］一个是强调亲族受累，一个是申明自讨苦吃，中西方哲人对复仇后果表述上视点差异，也是文化上的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决定的。虽然报复是严格的，却不是毫无节制的滥用。当然，象赵襄子杀了仇人智伯后，“断其头以为觞”，［（１０）］做得的确有些过分，但这除了家族间势力倾轧，亦为报复当年的灌酒之辱，仍可以看出同态复仇、公正报复的用意。
复仇的正义性，积极偿还的对等性质，孳生而又不断延续着复仇的道德伦理倾向及应然性企盼。鬼魂作为较低级的神欲进行复仇，实质上是借用了真正的神－－高级的鬼灵那种超现实的能力，由于遭受冤抑不平而横死，鬼魂才具备这种并非所有死者之魂都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派生出许多可以随意增附的神秘力量。因而复仇鬼灵不是个别性的，其作为一个强大的冥世系统的分子，行使复仇使命所动用的是阴诛的系统功能，即使个别的冤厉一时达不到复仇的目的，或求助阳世力量，最终也能靠其正义的动机及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取胜。
鬼灵复仇的方式，总体上体现了一种超时空的特征，具体可大略分为三种：
一是直接显形索命，如杜伯冤厉射杀宣王，又《述异记》载姚苌杀害苻坚后，“夜梦坚将天帝使者，勒兵驰入苌营，以矛刺苌，正中其阴。苌惊觉，阴肿痛，明日遂死。”《北梦琐言》载杨收被谮害后“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仇人），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死”。［（１１）］这就好比杜伯冤魂复仇的翻版。这类故事渲染鬼灵的威力，也时或刻划其复仇智慧。这里举一则较少为人注意的鬼灵化装复仇的故事：唐华阳李尉因妻貌美被节度使张某借机深文周纳，刑后死于流放途中，霸占其妻后宠爱非常，但李尉妻和张某时常受到鬼灵的骚扰，李妻岁余卒，张在病中见李妻显灵，为报其恩宠，李妻戒告他不要降阶下堂，以免被已诉上帝的李尉魂厉索命，但是“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１２）］看来复仇厉鬼早已暗中侦测许久，掌握了仇人的心理。复仇鬼灵虽不能冲到设符的阶堂之上，却智赚仇凶。即使不在梦中，冤厉显形一般也多是仇主本人或专门视鬼的人才能看见，颇能反映仇主做了伤天害理事后忧惧复仇的心理。有时连仇主本人也见不到。［（１３）］这样更突出了鬼灵行事的神秘特征。
其二是间接申诉举报，通常表现为托梦或显灵诉冤，而后由他人或官府代为埋怨。《后汉书?王纯传》就曾写女鬼夜中陈冤，诉说亭长害其全家１０余口，于是部令王纯代为理冤，收系主犯，“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１４）］《搜神记》卷１６还敷衍了《列异传》等的奇闻，［（１５）］说交州刺史何敞暮宿鹄奔亭，有女鬼名苏娥诉冤，并告之凶犯为亭长龚寿，凶杀过程及尸体埋处也详陈无遗。唐传奇《谢小娥传》写其父夫被杀后，相诸县，而丘池令尹兴将其杀害，投入空井。于是，“曜见梦于光日：‘臣张掖郡小吏，案校诸县，而且池令尹兴赃状狼藉，惧臣言之，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报形状如是，’光寤而犹见，久之乃灭。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被害的官吏冤魂在梦境中倾诉被害缘由还觉得不大放心，竟等到自己的申诉对象醒来后，仍显形不灭，以期加深印象，强调自己被害之冤的真实性。唐前史书与志怪对鬼灵诉冤传闻的关注，无疑为唐传奇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鬼灵提供破案线索，求官复仇的母题情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以及在冤厉通过超现实形式复仇雪怨的合理性想象，加进了一些现实生活根据。官员们根据鬼灵在梦中提供的线索破案显得更真切而近乎情理。复仇的曲折与难度增大反显得更真实。
唐传奇《谢小蛾传》写其父被杀后，相继托梦给小蛾，以析字的隐谜暗示仇凶的姓名。［（１６）］由于委婉含蓄地点出仇人，不仅为最终的雪怨提供了方便，且更增添了鬼灵报冤的必然性与神秘性。《禅真逸史》第３１回写薛举自称得异梦：“五更之初，梦进一树林，内有一大将，黑脸胡须，魁梧异众，生于两大木之中，双手揲蓍，身下跨着一人，那大将呼我之名，指道：‘此汝父之仇人也，吾儿何不报之？’……”暗示其杀父仇人樊武端。这种好似哈姆雷特复仇的形式，同样显示了“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不同天”，［（１７）］重要的还在于其并不回避、不掩饰冤鬼自身能力的有限，唯以复仇决心和智谋终于赢得了来自阳世亲朋、正义的援助；而这有限之中仍有其超越冥幕、超越时空的能力在。这类故事呈显出被害者本人与正义势力、冥间冤厉与阳世公理交融互补的特色。
其三是冤厉附于仇人身，使之精神惑乱、自寻祸事，最终落得可悲的下场。象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即然。清人写得新害旧的商人胡某，在自己患病时，也以“极凉之剂”服之致命。原来先前为除掉已厌弃的爱妾宝琴，正用此法；而他的新宠爱云，也若有冤厉所凭，“每怔忡忡，时有所见”，昏迷中叹气：“我病何得以寒凉之剂速我生命’”？［（１８）］姜小玉被曾二郎始乱终弃后，父亦病亡，玉仰药卒。于是冤厉辗转来到曾府，附于二郎体上诉冤原委，使之陷入昏病中；又附于其帮凶大郎体上，使之侮辱盲女，做出种种丑行。后来二人虽脱法网，终因此病卒。［（１９）］这类复仇故事更明显地带有果报色彩，且往往在果报过程中较为巧妙地通过恶人之口自诉恶行，颇具劝戒惩恶的意趣。有时这种托体复仇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二拍》卷２０写巢大郎借姐姐病死串通邻居发难，使姐夫被拘，其妾丁氏自缢，于是其姐姐的魂灵附在巢大郎妻子身上，责其超度，使之日夜不宁；而后于氏冤厉又附上大闹，扰得恶人恹恹得病而死。而《水浒》９５回写张顺在水中遭暗算后，其魂竟能附在其兄张横身上，向方腊大太子方天定复仇，杀了方天定后又向宋江诉说原委。《三国演义》第７７回写关羽被害后，魂厉借仇人吕蒙躯身出现在吴主孙权的庆功宴上，再显生前的雄风壮慨：
……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立，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下，七窍流血而死。众将见之，无不恐惧。……
其实，以上述三种形式为主，其彼此又互相交叉参融，整个鬼灵复仇主题内部又何尝不是复杂多变、光怪陆离。诉诸冥法悄无声息地了结仇人性命的更不在话下。鬼厉既入阴籍，其不公正的横死就需要超现实的复仇来矫枉补偿，不管历时多久，冤魂厉鬼总要乘着某些机缘，用其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来向仇主讨还冤债。
复仇鬼灵并不全是所向无阻为所欲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复仇鬼，尽管能力有限，仍要在有限能力中发挥主动的奋争精神，借助于活人的力量来为自己伸冤。
即便是借活人身躯来返阳诉冤，被托体者也往往能得到鬼灵相应的酬谢。尽管不少相关的传说异文里并没有交待被托体的某妇人得到酬谢，［（２０）］但真正文学化了的作品却忘不了这一重怨的恩主时，展示了某些美好的性情品质。就其求助与酬报方式看，又大体分为两种形式。
其一，鬼灵复仇时求助于人，而后必以适当的方式酬谢。如《幽明录》曾记载，某人被妻子的奸夫杀害，其冤魂欲报仇而力不足，于是恳求李羡家奴协助，获许。“果见人来，鬼便捉头，奴唤‘与手！’即使倒地，半路便死。”尽管这位帮手并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但事成后帮助铲除不平的义士还是得到了千钱、一匹青绞丝袍的馈赠。而细心的鬼灵还考虑到恩公享用这赠物的稳妥性：“属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自著，勿卖也。”可谓认真负责到家了。句道兴本《搜神记》载远行经商的侯光被弟弟侯周妒杀后，埋在郭欢地边。善良的郭欢为之安葬并时常祭奠，于是侯光鬼魂表示要报恩的母题。《初刻拍案惊奇》卷１４“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写杨化被谋害后，其魂灵附在于得水妻李氏身上，多次诉冤于官。冤情昭雪后，于得水梦见杨化之送一头走失的驴为谢，切不可小觑这一母题的出现，其直接影响作品的主题，使之不是在讲李氏的被托体与还魂的不易，而是冤死者能否伸张正义，为这正义伸张遭受辛苦付出代价的被托体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所生不多所补有限，复仇与恩报同为鬼魂显灵，虽指向各异，但二者所体现的鬼灵神异功能、伦理观念则有类似之点，而故事的警世劝戒作用亦为之明确化了。
其二，受害者的冤魂先施予人以某种恩惠，而后再借助人力雪怨报仇。与前一点不同的是，其不是侧重于鬼灵的重情义不负恩公，而是侧重于鬼灵的豪爽慷慨，为了伸冤雪怨不惜倾其所有，投资给神圣的复仇大业。《夷坚丁志》卷十五写某女鬼先荐寝继赠金，使饱受自己恩惠的张客带着一同归里。原来张客的同乡杨生就是个始乱终弃、导致此女投井而死的负心人。女鬼借助张客找到仇凶后，使其“七窍流血而死”。复仇后冤魂就再也不见踪影了。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第１３回中的娼女穆琼琼亦然。她因错认情郎，欲以终身相托，被负心的董文甫骗走积蓄饮恨而死。于是她的冤魂“精灵不昧”，先是假扮主人之妻借种，与客商卜少泉结下恩情，在情义难舍之际，很策略地吐露了被弃后含冤负郁而死的真相并厚赠卜五十两银。她深知即使有一定的恩义缔结，仍不足以托付助己寻仇大事，赠银之举是针对商人爱财特点，投其所好。其实女鬼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客商携带自己的灵牌一同还乡而已。以身相许再辅之以金钱，说明为了给成功复仇创造必备的条件，复仇冤魂宁愿用双重的酬报来增加取得最终胜利的把握。这就仿佛是一笔赌注，下这么大一笔赌注的目的无非是要赢个痛快。复仇的意志决心促使主体孤注一掷。又相传康熙时，商邱某富室寡妇被族人谋产陷害，赃官顾某受贿而冤终不白，无奈寡妇于堂上自杀明志以抗议，赃官为此被削职，回苏州老家。于是冤魂相追索命，请求过路商杨某带自己到顾某家，“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妇一声，及上船、过桥俱低声呼我。至苏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斯可矣！”这在杨某来说，并非难事，酬答却颇可观，“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即以报君也”［（２１）］。于是杨某如约而行，“顾方与客燕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于堂下。遂大呼：‘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缢死。”为了达到复仇目的，冤魂们是不惜代价的。但也有鬼魂为求助复仇并未仅靠倾己之蓄酬报，而是辅之以运用某种神异功能。刊行于咸丰七年的《鬼神终须报》第１０回写何氏改嫁周六夷后，周骗银遁逃，致使遇人不淑的何氏气绝身亡。于是化厉图报的何氏与赌徒关某相约：鬼助人赌钱，人助鬼报仇，自此，关某每赌必赢，而关也携鬼厉寻访周六夷，终于使这个负心汉横遭索命，随后复仇鬼魂又撮合一女与关某婚配，并赠以生前藏银才算放心离去。
上述两类鬼灵求助活人报怨，求助的人都不是专门理诉平冤的官员，而是并无此专门职责的普通人，所以鬼灵要适当地酬报。这类故事不光突显了鬼灵生前含冤被难的委屈不平，还进一步证实了他（她）们饮恨而死往往正由于其善良率真，其品质人格有着不容忽视的某种连续性。不愿负于有恩者就是这善良品质的直接表现。他们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平常的弱小者，因而死后复仇的能力也有限，不得不求助近前的人帮忙。从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和文学表现上的内在有机联系：生前是弱者则死后复仇能力有限，因能力有限才求助于活人，又因人相助报了仇而不负恩助尽力酬谢；从而印证并强调了其善良纯朴的品性。这一切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用恩报说明了复仇主体精神世界一系列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其所以要不惜代价决计复仇，以及尽力酬谢恩主的深在动因。
注：
（１）《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２３５－２３６页。
（２）《墨子?明鬼》、《史记?周本纪》正义，《国语?周语》韦解等，而以颜之推《还冤记》（《冤魂志》）为最详，这里本此。
（３）（８）《孟子?离娄下》、《尽心下》
（４）《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十六》。
（５）（６）《思想起源论》第三章。
（７）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
（９）《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１０７页。
（１０）《吕氏春秋?义赏》。对此《韩非子?难三》、《淮南子?道应训》等记载不一，或“饮器”或“溺器”亦多异辞纷纭，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１４，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４，７８９－７９０页。
（１１）此情节为《魏书?羌姚苌传》、《恶书?姚苌载记》、《北史?僭为附庸传》采入，情节稍有变化。
（１２）《逸史》，《太平广记》卷１２２，８６０－８６１页。
（１３）《隋书?卫昭王爽传》载其重创突厥后，“寝疾，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云众鬼为厉。爽令左右驱逐之。居数日，有鬼物来去荣宗，荣宗走下如阶而毙。”
（１４）又见《华阳国志》卷１０中，俱本于陈寿的《益都者早传》。
（１５）又见《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引谢承《后汉书》。
（１６）此本《搜神记》卷１“费孝先”，其以“一石谷捣得三斗米”暗示凶手姓名为糠（康）七。
（１７）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
（１８）（１９）宣鼎：《夜雨秋灯录》３集卷３，续录卷６。
（２０）参见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５３－６５７页。
（２１）钱泳：《履园丛话》卷１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金右加奇
＠②原字心右加簪去竹
复仇的主题学研究（三）――新武侠：超越传统的复仇模式
自80年代中期，大陆史学界受心态史、单位观念史学和文化学理论的触发，较为关注古代复仇习俗、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汉代复仇、复仇与法律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注：从现代意义上最早研讨复仇的是民国学者瞿同祖的专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重新出版。又参见彭卫：《论汉代的血族复仇》，《河南大学学报》1986第4期；钱大群：《国家司法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复仇”制度论》，《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等。）。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存在着绵延久远的复仇主题，这一主题经明清小说、野史笔记扩散增饰，形成了苦干母题(motif)模式，已广布于民国武侠小说中。而50年代后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普遍性的诸复仇模式，更为论者每每加以概括，谓为武侠小说中的一个“公式”（注：例如侯健《武侠小说论》认为武侠小说此公式尤为鲜明：
一个孤儿――常常是因私仇遭到灭门之祸，以致流浪的孤儿，因特别的机缘，得到各种奇遇，包括灵丹、秘笈、动植物如鱼胆、何首乌之类、神兵、前辈高人赠予几十年、几百年功力，然后重归江湖，无往不克，赢得一大群美女的追求，最后则找到了仇人――罪恶黑帮的领袖，终能手刃寇敌，或晓得了身世真相。……）。
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情节错综复杂，难于尽述。本文拟以主题学思路，主要从武侠小说复仇诸模式对传统复仇主题继承与超越角度，探讨其展示的反文化、反传统思想，揭示其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一、“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
血亲复仇是正史传记所载最多、是常见的复仇类型。“父之仇不共戴天”，儒家经典每加强调的这一伦理义务，使孝子――受害苦主的亲生儿子来承领复仇使命，被认为最佳人选。《史记?赵世家》写赵孤，干宝《搜神记》写赤北，至唐此类故事模式形成，像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幼年为“江流儿”故事即本自温庭筠《干＠①子》等。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中许惠娘如是宣言：
我丈夫只为恶奴、董贼排陷，屈死他乡，恨不即赴九泉相聚，只因孤儿无托，故坚忍偷生，以待长成，手刃二贼。……
培育儿子这一复仇火种，亲母（或乳母）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儿子的复仇动机似乎也与生俱来，血缘的规定性及巨大推动力量无可怀疑。因而上述模式派生出“儿子长大后向继父（义父）复仇”。由唐人《闻奇录》、《原化记》起，元人张国宾杂剧《合汗衫》始将其充分文学化。后者写陈虎恩将仇报害人夺妻，李玉娥生下前夫之子后，其子常受继父虐待，一旦得知真相即行复仇。小说《说岳全传》中陆登遗孤陆文龙向养父金兀术复仇，虽受王佐点醒，仍在乳母配合之下。明人《白罗衫》一剧也写继父把徐继祖（苏云之子）恩同己子般抚养，继祖知情后仍没放过夺母害父的仇凶（继父）。可见继父不论虐待还是善待义子，都不会摧折或感化孝子们的复仇决心。母亲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导，或其亡父遗命的传达者、确认者，或儿子行动的掩护者、支持者。如果联系到古代最早歌咏复仇的诗歌（如左延年《秦女休行》等）偏偏咏的就是女性复仇，各类文体包括史传、野史、诗歌到戏曲小说写女性复仇有多种曲折方式，就可体察到女性复仇的文学表现，影响到母亲假手儿子复仇的动机，有理由认为描写儿子长大后复仇中亲母（乳母）之于复仇的态度行为，是有意识的。（注：参见拙文：《再论中国古代的侠女复仇主题――女性复仇的艰巨性及多种复仇方式》，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92年第12期（以下只列简称）；《古代女性在复仇中的作用试探――四论女性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J2?1995年第5期。）
新武侠小说则由此模式中跳出，又推陈出新。金庸《射雕英雄传》就打破了血缘决定复仇意志的神话。继父之于义子的多年恩同己出的情分，在杨康出手援救完颜洪烈时真切自然地表露出来：“两人十八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同处斗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间却有血恨深仇。……”其实杨康何尝未想到，若要报仇即刻可以得手，可是恩养之情为他全面考虑后果设下了回旋余地――“……但怎么下得了手？那杨铁心虽是我的生父，但他给过我什么好处？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我若此时杀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寇么？”包惜弱的态度自不免波及杨康，这里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功利打算的借口，而有关母亲再嫁的耻辱感也荡然无存了。又如柳残阳《如来八法》中的厉勿邪乘江云峰发病时将其杀害，带走他六岁的儿子**传授武功，练成绝技后**也放弃报仇，万亦感化得改恶向善，江尊之为义父。仇人非但**未毁，灵魂竟然还得到了新生。
新武侠小说还尝试写出了母亲反对儿子复仇，可谓意味深长。陈青云《艺剑青霜》中祈焕艺为报父仇几经周折才寻访到母亲，而由于担心儿子因报仇惹祸上身，母亲竟至自尽身死。遗言不仅不嘱复仇，还坚嘱其切断此念，勿入上辈留下的血仇漩涡。梁羽生《武林天骄》更表现了儿子长大后，还要促进仇怨两方友好。小说中张雪波母是岳飞女儿银屏，避难时张嫁给金国重臣之子，生下檀羽冲。但雪波义父张炎却将檀氏父子毒伤，以致父子被追杀而死，张炎也一道被杀。然而檀羽冲学武练技却不为报仇，而为两国相亲，宋金和平。母亲张雪波留此遗愿：“我说的是报仇以外的事情，记住，你的父亲是金国人，你的母亲是宋国人，金宋虽是故国，你的父母却是恩爱夫妻。”她经过多年思考，弥留之际决定，再不能以复仇来连累儿子了。这一眼光长远的决策。其实真的实行起来却得不到众人理解，江南武林就对返回生母故园的檀公子连连袭击。
从复仇效应角度看，儿子长大后向继父复仇，亦在为母雪恨；所以广义讲，为亲母雪恨而向生父报仇，也当与此接近。古龙《武林外史》写美貌超群的白飞飞，欲嫁生父柴玉关，企图以此羞辱柴，为母亲王夫人报仇。（就像《天龙八部》中刀白凤找个丑且脏的乞丐情人来向丈夫报仇，均属操纵奇异婚恋来以耻雪恨。）金庸《飞狐外传》中袁紫衣是母亲被凤天南强暴后生下的。对她来说，父为天，母仇又不能不报，以致采取了解救凤天南三次再杀之的策略。也许由于这类复仇的对象实在太特殊了，以其子承父脉，顾忌较多，向亲父报仇的角色也就一般安排为女儿，女儿毕竟早晚要嫁给别人为妻的，庶几减少些为复仇而灭伦的副作用；而最终也尽量不描写生父真的丧命于亲女之手。即便这样，袁紫衣还要在事成后遁入空门的。这是在突破了“儿子长大后报仇”的惯例后，又填补了“女儿长大后向父报仇”的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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