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在谷场打谷，谷场很热，袁子文远远的看见他和二哥坐在草垛的阴凉处，谷场里是汽车的嘟嘟声，汽车来回打转，大叔什么也没说，见了袁子文只是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别的也没多问，大叔一向话比较少，袁子文只是偶尔和二哥说几句话。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开始将车子碾轧过的扁扁的稻草翻成蓬松状，然后车子继续碾轧，如此重复。其实这些事情完全用收割机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但是收割机浪费比较大，工作可能比这更麻烦，村人还是愿意用老办法解决，只是人苦一点而已，大叔是这么跟袁子文说的，而且家里的牛也要吃草，收割机收割后的稻草，牛是不吃的。几个人一直忙到晚上八点才算结束。自己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很少做过什么算是比较重的农活了，今天干这么久，觉得确实很累，而且全身骨头像生物实验室里石膏模型，碰一下就能碎的体无完肤。

大婶笑话袁子文，大学生都受不了这样的苦和累，袁子文虽然想反驳，但明显底气不足，所以微笑着说没什么，不过大叔听了大婶的话之后，放大了声音说道：“年轻人这点活算什么，要是这点罪都受不了，长大还有什么用。放在三十年前，大集体的时候，那样没日没夜的干，那干脆就不用活了！”历史又开始追溯回几十年前了，这是大叔大婶他们，也是他们那一辈人，当然自己父母在内经常要提起的事情，袁子文突然想，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干点什么常人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老了都能被人看不起，也没什么可炫耀的。老一辈人教育下一代总是喜欢追溯历史，或许只有他们才真正明白以史为鉴的意义，而我们只不过只会背诵所谓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对于老一辈人的这些教诲我们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我们甚至还要反抗，可是，越到后来，我们又会经常感叹当初要是听从他们的话该是多么正确，如若不然，现在的自己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从内心里会冒出许多假设，但最终都要回到现实，如果说现实确有残忍之处，相信，不是因为它折磨着我们的躯体，打击着我们的梦想，而是因为它会让人会后悔，而这个世界，永远也不会出现后悔药，即便有，也无济于事，因为时间不允许，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允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服下这样的药物。而时间，是天底下最公正的东西，尽管有时很残酷。

大叔在院子里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追溯他的过去，袁子文在一旁假装着听，二哥也在一旁听着，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二哥看起来很淡然，因为从来没有上过学，又长年在家干农活，二哥很黑，虽然和黑猩猩相比，还算是白一点，他的脸上不能告诉我更多的信息。二婶和大婶在厨房忙自己的，大婶不时会让我给她拿一些东西，干点小事，譬如那热水瓶灌水，其实，袁子文也很累。

半个月来，每天都是这么生活，慢慢的也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大婶向袁子文提起初次上大学的事情。

大婶说：“那次你三叔没送你，回来的时候，你三婶说你三叔早晨五点就去了车站，根本就没看见你！”

想到那会儿的事情，袁子文心里是很不高兴的，但过去这么久了，早已经不想提了，小声的答了声：“不知道。”也不知道算不算回答了，反正很多时候说话都是不用考虑是不是有意义的，只要不是没有反应就好，剩下的留给别人来说。

二婶在一旁听了，说道：“当初你二姐也在家，当初就应该让你二姐送你的。你爸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你二姐在家。他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家里人担心死了！”

二哥向来是重复二婶的话，不过改动几个字而已，然后吃自己的饭。

袁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自己已经长大，不会有谁担心，只不过如果自己出了事故，他们害怕爸爸会和他们反目成仇而已。袁子文那时候也没想到二姐可以送自己，爸爸说三叔在城里住，而且是有文化的人，方便一些，袁子文也就没有细想，便答应了。

大叔喝了一口酒，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可能是白酒的度数太高了，然后放下酒杯，吃了口菜，低着头说道：“你三婶回来，说在老汽车站没看见你，你三叔早晨五点就在那等你，一直等到十一点多！”

大婶说：“真是的？！你听她三婶说，八九点光明打电话的时候，是她婆婆接的电话，她婆婆说正明一早就去了菜市场。”

本来袁子文对三叔说过第二天早上在新车站等他的，听了大叔的话，有些生气，像他们这样说，越抹越黑，到最后就不知道谁的话是真的。

袁子文说道：“我前一天就跟三叔说好在新车站见面，老车站早就拆迁了，那还有什么老车站。我怎么可能在老车站等他。”

二婶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道：“不管怎么说，孩子那天让他送去上学，他三叔连个手机也不带，这就是做错了！”

二哥高喊了一声：“他就是不想送！”

二婶示意了一眼二哥，二哥低头吃自己的饭，但还是咕噜咕噜的说了一句：“说那多有什么用。”

大婶说：“他三叔每天早晨在县城做生意，这样的话好几天都做不成生意，赚不到钱害怕自己花钱。”大婶似乎想起三叔家好多年前私吞了袁子文家一千多块的税款。

大叔声音提高了说道：“那才蹊跷，他一天能赚好多钱！我一辈子也不想那个钱！”

大婶见大叔提高嗓音，也不示弱的拔高声音说道：“瞧你说的，人家在县城里做生意，你以为都像你一样种着一点地，累死累活，吃力不讨好不说，还混不到什么！”

大叔心里自然不舒服，但也没有再争执，而是小声的说了句：“我懒得跟你说，天天见到哪一个人就说别人赚了钱。”

大婶放下筷子，对着大叔喊道：“你怎么不跟我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难道我还说错了？真的呢？！”

二婶见状，赶紧说：“真是的，这些有什么好说的，吃饭吃饭。”

袁子文和二哥看了一眼，然后会意的一笑，各自吃着饭。大婶的气一时还消停不了，一直嘟哝着大叔无用，不比三叔家混得好的话，甚至自家的左邻右舍也难以幸免遇难。大叔是真的懒得说了，自顾自的喝酒吃饭，大婶见状，语气也渐渐沉下去了许多。

二婶在一旁问了袁子文爸妈在外过的怎么样之类的话，袁子文也是模棱两可，毕竟他一直在学校里，不是特别清楚，突然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吃过饭后，几个人在一旁闲聊，看电视，不多久都回家睡觉了，因为都很累。临走的时候，大婶不忘说一句明天早起到她家吃饭的话，后来是早起先干活，然后回来吃完饭继续干活。

十几天在家，除了给大叔他们干活，剩下的日子就是自己待在家里看书。时间这么长，突然拿出课本觉得很不适应，没看几篇纸，就抬头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或者在门口伸伸懒腰，然后发一会儿呆，或者打几个呵欠，连眼神该往哪里放都觉得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一会儿又回到书桌前翻书，一目十行，然后换一本，不到一小时看了三本，效率虽高，可惜只是速度，心里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觉得没有记住任何东西，有种莫名的恐慌和烦躁，手足无措的感觉。

晚上爸爸打来电话，问及了这几天的生活，袁子文都如实回复，也不忘说一句一切都好。爸爸说应该抽一点时间去姥姥家看看，想想自己这回放假是真的没什么闲心了。袁子文答应第二天去姥姥家，顺便住几天，然后去学校。

走的时候，我依然把钥匙交给了邻居的二叔家。

说实话，袁子文非常不喜欢去姥姥家，因为麻烦的事情很多，路程虽不是特别远，但是好长一段路是山路，跟八路军那时候和小鬼子打游击战似的，坑坑洼洼的山路，还要注意是不是路边会突然出现一条水蛇。水蛇倒不是很可怕，只是一个人走在狭小的山路上，杂草丛生，总是会想着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更可怕的东西，不禁全身毛骨悚然起来，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中间一段路程是柏油马路，走到了街上，心想终于可以打车了，一下子轻松不少，但是天气似乎不怎么好，阴沉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变得不顺心，走的时候，从背包里拿下几件衣服，才知道钱包仍在衣服里了，手机也停机了，当时越想越生气，怎么办才好！一咬牙，几十里的公路，连跑带走，终于在中午十二点半赶到了姥姥家，自己不仅什么都没买，临走的时候还向姥姥拿了五元钱，为的是坐面包车去县城。

姥姥七十多岁了，一个人在家带着几个寸把高的小孩，才几天，袁子文就有些受不了那些孩子，好歹算是熬到了开学。

昨天晚上，袁子文打电话给了二婶，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时候，袁子文打车去县城，天气和自己到姥姥家时一个样子，只不过那天没有下雨，今天倒是灰蒙蒙的飘着几滴，像上吊的女人。二婶在车站把钱包给袁子文送来了，袁子文看了一下时间，此时已经九点了。与二婶匆匆话别之后，赶紧进站买票，二婶嘱咐让袁子文不要急，可是，时间不允许自己不急。

坐上车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说今天是袁子文生日，袁子文苦笑了一阵。挂断电话后，车已经开出好远，由于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速度也快了许多，周围的树木、村落急速的后退着，又似乎在拼命的追赶着，一样阴暗的天，人也跟着疲惫起来。